【案情】
張某向B中國銀行借款30萬元，李某以自己的一個門面（價值約為35萬元）做為抵押擔保。借款到期后，張某未按約償付借款，B中行向法院起訴，法院經審理后判決：一、張某在判決生效后10日內償還借款本金30萬元及利息；二、若張某沒有在上述期限內歸還借款本金及利息，則依法拍賣李某的抵押房產予以償還，如超過借款本息，則超過的部分歸李某；如果價款不夠償還借款本息，不足的部分仍由張某償還。
該判決生效后，B中行以張某沒有履行判決義務為理由向法院申請執行，執行時，法院已查明張某下落不明，又沒有其它財產可供執行。
在2013年7月10日，B中行工作人員發現李某存于該銀行往來帳上有存款30萬元，當天，該銀行向法院申請要求凍結李某在銀行的存款，執行法官依據銀行的申請作出了凍結李某存款裁定書，并將凍結裁定書送給李某。
后來，李某向法院提出了異議，異議認為，本人是抵押擔保人，不是信譽連帶擔保人，按照我國擔保法的相關規定，法院也判決本人是在抵押擔保物內承擔有限清償責任，執行法院違規操作違反了法律規定，所以依據《民訴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提出執行異議申請，請求裁定撤銷原凍結裁定書。
【分歧】
這起案件在合議審查該案的執行時存在分歧。
【評析】
上海房產律師認為已經生效的裁判文書是法院執行的唯一根據，執行法官必須要嚴格依據執行根據督促被執行人的有關的義務，絕對不允許繞開執行根據去另外執行判決確定屢行標的物以外的其它財產，同時我國法律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執行法院可以不先予執行抵押擔保物而允許直接執行以外的其它動產或非動產。所以本案的執行異議理由予以成立。
1、一切執行行為應源于生效的裁判文書。很清楚，我國民事訴訟執行程序是嚴格的，有序的法律程序，執行法院與執行法官都應嚴格遵照法律規定進行，不能在法律不夠清晰或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實施可能有爭議的執行行為，可能滋生執行亂象。我們知道，生效的裁判文書是據以執行的唯一執行根椐，固而執行法官所實施的執行行為不得與生效文書所確定的履行義務相違背，也就是說，生效文書所確定的履行標的物或者執行標的物是不能隨意變更的。否則，法院的執行行為極有可能損害了執行當事人的民事權益。就本案而言，一審法院己依據我國《擔保法》的相關規定判決了李某在其提供的抵押擔保物的價額內承擔應有的抵押擔保責任，該判決己足以說明，李某的抵押擔保責任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連帶清償責任，這個有限責任范圍是以李某抵押擔保物的實際價額內承擔保證責任為界限，處置抵押物時也必須遵守 多而退，少而不補
執行原則，所謂 多而退 ， 是指抵押物的實際價款如償還主債務有剩，剩余部分則應退還給抵押擔保人；所謂 少而不補
，是指抵押物的價額不足以清償主債務的，其不足部分，抵押擔保人再不能承擔余下債務的清償責任，而仍由主債務人繼續承擔余下債務的清償責任。
2、歸責不同決定著被執行人的執行地位不同。就本案而言，張某與李某的民事責任地位是不相同的。張某是主債務人，負有歸還所有借款本息的義務，其民事責任是基于借款合同關糸而產生的，依此承擔的是全部的清償責任，并以清償所有借款本息為止時為要件，其廈行標的物是人民幣。而李某是抵押保證人，其民事責任是基于抵押保證合同關糸而產生的，依此承擔的是以抵押物價額為限的有限清償責任，固而廈行標的物是抵押物，且該執行標的物是不能用乙某的其它財產替代，否則變更了裁判執行內容，進而沖擊司法既判力，由此看出，張某與李某的廈責方式和執行方也是完全不相同的。具體來說，對張某而言，執行法院有權查封、扣押、凍結張某的任何財產，同時也只能在張某無財產可供執行或無力廈責的情況下，才能依序執行李某的抵押擔保物，對李某而言，李某也只能在其抵押擔保物的價額內承擔相應的清償責任，一般來說，執行法院在未征得抵押擔保人的同意不得擅自扣押、凍結抵押擔保人的其它財產替代擔保物用以承擔抵押擔保責任，這做法很顯然違背了擔保法的相關規定，也變更了裁判執行內容，從而違反了執行程序。執行實踐中，有些執行法官把不同當亊人的民事歸責類型混淆起來了，例如本案把李某的抵押擔保責任錯誤理解為全案的連帶清償責任，這樣以來就把張某、李某各自履行標的物也歸類為支付人民幣，使在發執行通知書時沒有嚴格加以區別對待。通常，執行通知是按照履行標的物而責其履行義務的，由于張某與李某的履行標的物是不同的，故二者的執行通知書上所指定的廈行義務方式也是不同的，前者是支付人民幣，后者是處置抵押物，不能混為一談。
綜上所述，該案的執行異議理由是成立的，執行法院應裁定撤銷凍結存款的裁定。
